中國科學院原地理研究所副所長、禹城綜合試驗站首任站長唐登銀,革新地理學科,服務農業生產——
一生躬耕 把地理學“種”進農田
1985年，唐登銀（左）在禹城綜合試驗站中子水分測定儀觀測現場
1997年，唐登銀（右三）負責中國科學院區域農業開發項目，在封丘站檢查工作
2009年，唐登銀（左二）與李振聲院士（左一）在山東考察
2006年，參加《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社主辦的考察活動
□本報記者 盧瑞 李榕 本報通訊員 梁民
【人物名片】
唐登銀 生于1938年，湖北省天門市人，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副所長、禹城綜合試驗站首任站長等職，主要從事農田能量平衡與水量平衡野外定位實驗研究。先后獲得全國科學大會獎、國務院農業開發獎勵、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二等獎等多個獎項。
在中國農民豐收節來臨之際，記者來到北京市朝陽區，采訪了中國科學院原地理研究所副所長、禹城綜合試驗站首任站長唐登銀。采訪接近尾聲時，他起身走到投影儀前，深情朗誦了他寫下的一首詩：
“華北平原地域廣，缺水缺糧國之殤。旱澇鹽堿民遭殃，貧窮落后盼陽光。禹城經驗是良方，低產地區有榜樣。農業開發領方向，國土新妝民安康。”
投影儀打出的光落在他身上，照亮了這位88歲科學家數十載躬耕實驗地理的足跡：追隨現代綜合自然地理學奠基人黃秉維研究水熱平衡，于困境中蹚出土面增溫劑的推廣之路；支持科研團隊淬煉出享譽全國的“禹城經驗”，讓鹽堿洼地變身豐產良田；推動構建中國生態系統研究網絡（CERN），織就覆蓋全國的觀測體系；力排眾議，促成刊物改版，讓《中國國家地理》的山河敘事走入千家萬戶。
十年飲冰難涼熱血
親歷土面增溫劑從試驗失敗到全國推廣，地理學向實驗地理學轉變的“靴子”穩穩落地
1966年夏末，天氣燥熱難耐。唐登銀心里憋悶，一連幾天，吃不下也睡不著。
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所長黃秉維主導了水熱平衡試驗，包括唐登銀在內的幾十名科研人員投入近十年精力攻堅，并沒有取得實質性科研成果。水熱平衡被嘲“熱水壺”，把地理學引入死胡同，研究工作被迫中斷。
夜深人靜時，往事如潮水般在唐登銀腦海奔涌——
1955年，他考入夢寐以求的中山大學地理系。1956年，黃秉維受邀回母校中山大學演講，直言地理學科落后，少有新的學說，認為地理專業學生應兼修數理化，投身野外實踐。這次“震撼心靈的相遇”烙印在唐登銀記憶深處。
“1959年畢業后，我獲得了人生最重要的彩頭——進入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唐登銀感慨，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一進所，便跟隨“偶像”黃秉維一起工作。
當時，由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統籌、黃秉維執筆的新中國首部全國性科技遠景規劃剛出臺，力主革新地理學科、服務農業生產。此前，地理學主要是給土地分等劃類，提供區劃建議，基本不進行田間試驗，不參與農業生產。
黃秉維主持水熱平衡新方向工作，通過系統厘清農田水熱交換規律，進行田間試驗，攻克華北中低產田改良等農業難題。因為是一個全新領域，唐登銀在他的指導下，翻遍相關文獻和資料，深度參與了在德州灌溉試驗站和石家莊耕灌所開展的田間試驗，觀測記錄了大量數據。但隨著這項工作被迫叫停，大家普遍陷入迷茫焦慮狀態。
收攏思緒，唐登銀沒有放棄——
1966年，他和同事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主樓開展器皿水面蒸發抑制試驗；次年，又在密云水庫小島上一個5平方米的蒸發池開展試驗；與武漢化工所合作，把藥劑拿到南方水稻秧田進行水面試驗。“屢敗屢戰，讓我們逐漸意識到，在開放水面通過藥劑薄膜抑制水分蒸發，這條路很難走通。”他說。依托水熱平衡理論積累的試驗數據和方法，地理研究所隨即調整思路，轉向研發適用于農田地表的藥劑。
轉機發生在1969年。地理研究所科研人員洪嘉璉等與合作單位大連油脂化學廠開展土面增溫劑研制工作。通過大量實驗和田間試驗，篩選出一種工業下腳料為原料，經皂化和乳化后，制成一種支農產品，加水稀釋，鋪灑在地面，形成覆蓋膜，抑制土壤水分蒸發，增溫保墑。能夠代替塑料薄膜，實現降本增效，廣泛應用于棉花育苗、水稻育秧、林木育苗、蔬菜栽培等領域。
地理研究所設立土面增溫劑組，組長是丘寶劍，唐登銀是其中一員。他積極參與所內制劑生產工廠建設，先后到北京宋莊、河南商丘、湖北襄樊等駐點，負責藥劑量產、田間噴灑制膜、增溫效果觀測等工作。
看著藥劑在田間落地見效，唐登銀格外欣喜，“實驗地理學終于結結實實落地了。”這是水熱平衡抑蒸試驗幾經摸索換來的實質性突破，一舉沖散學術陰霾。
土面增溫劑的推廣轟轟烈烈。1974年和1976年召開兩次經驗交流會，推動其在全國廣泛應用。到1978年，全國年產量達5000噸以上，育苗移栽大田面積超過100萬畝，覆蓋水稻、棉花、玉米、林木、蔬菜等多種作物。土面增溫劑及其應用獲全國科學大會獎和國家發明獎四等獎。
晚熟也能豐產
擔任禹城站首任站長，提議建設中國生態系統研究網絡，一個點變成一張網，實驗地理“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勢”
1988年，中國科學院禹城綜合試驗站迎來高光時刻。6月，國務院總理李鵬在禹城視察后指出，這里取得的成果，對整個黃淮海平原開發，乃至對全國農業的發展都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并為參與農業科技“黃淮海戰役”的科技人員題詞。作為禹城站站長的唐登銀參與陪同，倍感振奮。
1978年，40歲的他還不知道科研人生的下半場何去何從。全國科學大會后，野外長期定位觀測科研工作重啟。在地理研究所支持下，經過實地踏勘調研，唐登銀與同事程維新將目光投向旱澇堿災害疊加的禹城南北莊，“要啃就啃硬骨頭！”禹城站成立后，唐登銀擔任首任站長。
初到禹城，艱苦條件超出想象。作為站長，他既要管生產實踐，還要管生活、基建。食堂一日三餐只有一頓有菜，夏天蚊蠅成群，冬天嚴寒刺骨。最難解決的是飲用水問題，多次打井都不成功。后來他到濟南找大學同學幫忙，通過電測打了一眼300米深井，水質才算達標。
在如此艱苦的野外科研條件下，唐登銀支持程維新主持的“一片三洼”科研攻關項目，形成了治沙、治堿、治澇的典型樣板。治理經驗逐步從禹城推廣至德州、山東全域，并匯入聲勢浩大的農業科技“黃淮海戰役”。1966年，禹城井灌井排旱澇堿綜合治理實驗區糧食畝產只有90公斤，到1989年提高到756公斤。半個多世紀以來，從這里摸索出的改土治堿經驗，改變了5000多萬畝土地的面貌。
為了禹城站建設，擔任站長期間，唐登銀分別到英國和澳大利亞學習交流。在英國，他用中子水分測定儀觀測大豆整個生長季的土壤水分變化。這種儀器不用挖土就能測含水量，他建議黃秉維在國內研制，很快投產；他與澳大利亞聯邦科工組織合作，沒有圖紙、沒有特種鋼材、沒有吊車，克服重重困難，在禹城建成了國內首臺大型稱重式蒸滲儀，精準測定農田蒸散量。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禹城站擁有氣象觀測場、水平衡試驗場、遙感觀測塔等一系列先進設施，成為國內首屈一指的野外研究觀測站。這些設備讓地理學從估算邁向定量實驗。
1987年，中國科學院啟動開放試驗站申報。唐登銀花了3個月，論證申請書十易其稿，最終禹城站獲批成為中國科學院第一個開放試驗站。
禹城站成為“排頭兵”，帶來的不僅是榮譽，更是思維方式的轉變。作為開放試驗站，唐登銀頻繁接待國內外同行，他意識到：地理問題往往是大尺度的，禹城站這個“點”的成果再突出，也難以解答整個黃淮海平原乃至全國的水循環和生態演變問題。
這樣的思考，讓他緊接著在封丘站的開放論證會上，與曾昭順、沈善敏等科研人員聯名提出了建立中國生態系統研究網絡（CERN）的建議。
1993年，世界銀行與中國科學院合作，啟動CERN建設，唐登銀任地理研究所副所長、CERN科學委員會委員、水分分中心主任。他將禹城站這一個點上的火種，播撒到全國42個野外臺站，織就成一張網。這張網覆蓋農田、森林、草原、荒漠等幾乎所有中國典型生態系統，以統一的標準持續觀測30余年，不僅成為國際公認的三大國家級生態觀測網絡之一，更為華北農業節水、全國生態修復等戰略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數據基石。
成全是另一種抵達
將《地理知識》改版為頗負盛名的《中國國家地理》，年輕人的“隔空相望”，寫下堅守與傳承的故事
“唐老師的一個重要決定，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也成就了中國最具成長性和影響力的科學傳媒雜志——《中國國家地理》。”李栓科回憶。
1996年，李栓科還是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地貌研究室基地項目組的骨干，因參加首次北極考察團名聲大振。其間，他去美國《國家地理》總部參觀學習，回國后在一次聚會上說：“《地理知識》應該改版，做成像美國《國家地理》一樣內容精美、發行量大的全彩色雜志。”李栓科笑稱，那純粹是年輕氣盛時的口無遮攔。
《地理知識》創刊于1950年，曾一刊難求。但20世紀80年代開始衰落。1997年，月發行量只有1.5萬冊，編輯部人員不斷流失，最后只剩幾名員工，靠著廣告欄目勉強度日。
唐登銀當時在地理研究所負責雜志業務，曾做過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科技參贊的他聽說了李栓科的構想，竟與自己的想法不謀而合。他和《地理知識》的編輯一起三顧茅廬，請李栓科到編輯部挑大梁。“他用真誠打動了我，我想趁年輕，嘗試一下新鮮事物也好，就答應下來。”李栓科回憶，他剛到編輯部時33歲，有人半夜去敲唐登銀家的門，表示嚴重擔憂，但最終都被說服。
在李栓科眼中，唐登銀認準的事決不放棄。為了支持雜志“革命”，不惜得罪多年的老同事、老同學；遇到經費難題，多次幫忙尋找“金主”，最終拿到100萬元投資……
這一切，讓《地理知識》起死回生。2000年，更名后的《中國國家地理》月均銷量居全國同類雜志之首。運營模式也從單一的刊物出版，拓展為集團式企業。如今，“中國國家地理”全媒體粉絲突破7000萬，紙刊單期讀者超千萬。
談到此處，唐登銀思緒蕩開，想起學習英語的經歷。
進入地理研究所前，他學的是俄語。后因做學術研究，需要查閱英文文獻，他開始學習英語。最初瘋狂背誦《毛主席語錄》英文版，后來，對照黃秉維摘譯的《抑制蒸發》閱讀學習。
1975年，唐登銀把聯合國出版的一本《干旱地區集水保水技術》翻譯成中文，帶著譯稿，到農業出版社請求出版。出版社告知，這本書計劃請北京農業大學水利系教授葉和才翻譯。他打聽到葉教授住處，開門見山，表明想要參加譯書計劃。葉和才留下了譯稿，之后，農業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唐登銀的名字被放在了第一位。
后來他到英國做訪問學者、到美國做科技參贊，英語越發熟練。但最讓他難忘的，是老一代留英的農田水利大家，對一個素不相識的年輕人的成全和托舉。
此后數十年，他也做了同樣的事。2000年前后，他先后在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和中國科學院大學開設實驗地理課程，帶出的學生，不少已成為野外臺站和學術研究的中堅力量。
2003年，唐登銀退休。但他沒有閑下來，依然在學術會議、課題論證、學生指導中穿梭。直到2017年一次體檢后，醫生下了“靜養令”，他才放緩腳步，開始每日抄寫唐詩宋詞、練習毛筆字。筆墨藏鋒，一如他一生所行之事——不喧嘩，卻都落到了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