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畫像（國家圖書館館藏）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計臺刻本（國家圖書館館藏）
德州地域出現的第一次文化高潮是在兩漢至三國時期。這一時期，德州出現了五位重量級的思想家、文學家、學問家，他們分別是董仲舒、東方朔、襄楷、管輅、禰衡。五位先賢的共同特點是才華橫溢，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秉承儒家思想，上忠君下愛民，雖然個人的政治抱負生前得不到施展，對后世卻是影響深遠。
其中，董仲舒（前179—前104）是中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哲學家和今文經學大師，一生歷經西漢王朝極盛時期的文帝、景帝、武帝三代，著作有《春秋繁露》《春秋決獄》《士不遇賦》等。史書記載他是西漢廣川人。古廣川縣包括今德州市德城區大部及河北景縣廣川鎮一帶，故德州人一直稱董仲舒為德州鄉賢。
董仲舒的身世與經歷
董仲舒生于漢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少年時代，他博覽群書，尤其是閱讀了大量被私藏下來的儒家典籍，他不僅對儒家文化敬仰有加，更決心予以傳承和改造。他30歲時開始招收生徒講授儒學，隨著聲譽日大，漢景帝時被任命為五經博士（漢代太學學官，專門從事五經講授）。
董仲舒的才學引起了當時統治者的注意。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征求治國方略，先后對董仲舒進行了三次有針對性的策問。三次策問的內容都是圍繞天人關系，故史稱“天人三策”。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中系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說、“大一統”說和“德主刑輔、興辦太學”的主張。他認為“道之大原出于天”，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應該是統一的。他“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為漢武帝所采納，使儒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占據主導地位的正統思想。
漢武帝為教育、引導同父異母的皇兄劉非（劉非驕橫好勝），便任命董仲舒為江都（今揚州）相，職責是調教劉非。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因主父偃向武帝告密說其奏章犯忌，董仲舒被左遷中大夫。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由公孫弘推薦做膠西相，四年后以年老有病為由，辭職回家。
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董仲舒病逝于長安，享年75歲。董仲舒生前雖然未被重視，但死后卻頗得武帝眷顧，被賜葬于長安下馬陵。武帝崩，又隨葬茂陵。
董仲舒的思想主張
董仲舒以《公羊春秋》為依據，對漢初社會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學、政治、社會、歷史問題，給予了較為系統的回答。他的思想主張歸納起來，包括“大一統”“天人感應”“以德治國”三個方面。
西漢王朝接受秦朝滅亡的教訓，信奉和推行“黃（黃帝）老（老子）學說”，即“無為而治”，所以有了漢初的“文景之治”。然而時間一長，“無為而治”的落后性逐漸顯現出來，各諸侯王、各朝廷大臣開始蔑視皇帝，國家需要確立一種比較完善而持久的統治思想，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便在此時應運而生。
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應”論，是將自然現象社會化、政治化，幫助統治者以其理論更好地教化百姓。他首先宣揚“君權神授”，將皇帝說成是真命天子，百姓必須無條件服從。他認為人君為政應“法天”“行德政”“為政而宜于民”。倘若背離此道，“天”便會降下種種“災異”，用以“提醒和警告”人君。如果這時人君仍不知悔改，“天”就會使人君失去天下。
董仲舒用“天”來限制皇帝個人的私欲，制約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為整個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作出了重要貢獻，其意義積極而深遠。
西漢王朝的統治者雖然奉行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但仍因襲秦制，以嚴刑峻法統治人民。董仲舒提出“實行禮義、布施仁德”的政策，以德治為主重視教化，主張用仁德代替嚴刑。他視“德治”為鞏固封建統治的基本治國原則。
董仲舒認為，貧富應該有所差別但不能太大，要通過政府干預使其差距縮小。因此，他提出“調均”的主張，建議漢武帝“限制私人占有土地的數額，限制豪強兼并土地，不允許官吏與百姓爭搶利益，鹽鐵業都由百姓自己掌控，廢除奴婢制度，降低賦稅，減少徭役，讓人民休養生息，減少民力消耗”。
董仲舒的思想影響了中國封建社會長達兩千年的歷程，他本人也被稱為“中國封建社會影響深遠的思想家與政治理論家”。
德州尊董效董600年
董子與董子思想不僅是德州地域文化的核心內容，尊董效董也成為德州明清文化的主流和主體。
從明代嘉靖版《德州志》開始，歷代志書均將董仲舒列為鄉賢之首。歷代德州人將其作為重要鄉賢開展尊董敬董等活動。田雯在《長河志籍考》中說：“‘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詩經》），詩言之矣！”
修建董子讀書臺、董子祠。《德州志》記載：隋開皇年間，朝廷在舊廣川縣東八十里左右的運河西岸建設了新的廣川縣，同時修建了文廟和董子讀書臺。“書臺夕照”曾為德州十景之一。明洪武十年（1377年），德州文廟與董子讀書臺一起遷到今運河以東，文廟建在今崇德園（原德州監獄）位置，在大殿旁邊的廊屋里擺放董子牌位，每年春秋二仲（二月二日、七月十五日）舉行祭祀大典。
明正統六年（1441年），知州韋景元對德州文廟進行維修，在東廳墻下，發掘出一塊隋朝石碑，刻有“董子讀書臺”5字。他在石碑原基后側建設了祠堂8間，起名“聚賢”，用以祭拜董子。
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巡撫都御史熊翀、同知王從鼎為方便祭祀，在文廟的東側，建設了獨立的董子祠，正堂8楹，前后廂房12楹，在寢堂旁邊筑臺建亭，亭內豎立“董子讀書臺”原碑。全部工程均由民間出資。
明嘉靖六年（1527年），時任德州倉大使史麟在祭拜董子時，見董子祠疏于管理，十分破舊，便批評道：“廣川之重，有得于書院者多矣。蓋地靈則人固杰也，人杰則地益勝也，茲其可緩哉？”并立即對董子祠進行了修繕。擴建后的大殿12楹，塑有董子坐像；祠堂前面建有涼亭，里面有“董子讀書臺”舊石碑；東西兩側為廂房，沿用原來的牌匾“斯文一脈”，朱紅大門描金漆銀，門上牌匾上書“董子書院”。
明萬歷四十三年（1615年），知州馬明瑞將董子書院遷到小西門外，并改名“醇儒書院”。院中除珍藏了諸子百家的經書之外，還重點保存了董子的《春秋繁露》及其他一些著述。當時，“董顏祠”“鄉賢祠”同時供有董子牌位。
德州人尊董敬董，并不止于建設董子臺、祠和定時祭拜，而是將董子的思想和事跡潛移默化成自覺行動。
董仲舒一生刻苦學習，“三年不窺園”成為明清時期德州學子的榜樣。如明末德州城里王家角王都，少時刻苦力學，冬不近爐，夏不搖扇。家貧不能購書，借抄于人。在舊書牘的背面抄寫，皆精熟上口。尤其是禮部會試落榜后，“倍加磨礪。午夜一燈，晨窗萬字，不異諸生時，所業彌入神境”，最終于天啟五年（1625年）考中進士，官至太常寺卿。
董仲舒將治理國家當作自己的大任。明清德州士子，尤其是清乾隆時期的德州文人，在漢學復興方面具有擔當意識。如盧見曾主盟東南詩壇文壇，資助《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和畫家李鱓；盧見曾、宋弼、董元度等以記載山東文學史為己任，主持編纂了兩部大型山東詩歌總集——《山左明詩鈔》和《國朝山左詩鈔》，為山東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董仲舒與時俱進的理念也影響了后人。清朝德州舉人吳楚椿任青田知縣時，朝廷認為“畬民皆作轎夫為人使役，身家并不清白”，因而“奉批不準與考”，把畬族子弟排斥在科舉大門之外。吳楚椿為畬家子弟能夠參加科舉考試而奔走呼號，其事跡不僅被寫進《浙江省志》《處州府志》《青田縣志》，還被許多畬民寫進了自家的族譜之中。
董仲舒盡管懷才不遇，一生沒有享受過榮華富貴，但能安貧樂道。德州人安貧樂道的人和事充滿史籍。《德州鄉土志》記載明代中期幾位德州官吏：宋性任刑部右侍郎后，隨征北之捉虎山，饋餉乏匱，謀合廟算，加尚書俸，賜馬蹄金二錠。所至，號為廉能。因病告歸，后被讒言所害，家產被抄沒。家無余資，惟兩錠馬蹄金在焉。張瑤致仕歸里后住破廟——“張別駕（亦稱判官，指通判，是明清州與府的副職簡稱）瑤博雅能文章，致仕歸無住屋，寄身荒寺中。及卒，無以為殮，胥吏釀金葬之。”明末清初御史趙繼鼎為人處世重情義輕金錢，他曾對人說：“藏笥惟金，不如瓦礫。蓋瓦礫可蔽風雨，而金能為之乎？”德州士子為官之后，不經商，不拉幫結派，做事公平，胸懷坦蕩，在外地樹立起德州官吏的良好形象。董仲舒的“天人感應”雖帶有時代局限性，但其強調的“德政”與“民本”思想，經過創造性轉化，依然是我們今天涵養政治智慧的寶貴資源。
（摘自《檔案里的德文化》）